华成烟草和烟草大王
老底片1215#，左起：戴家的宁波乡邻谢老爷，戴耕莘，运来公领养的孙子戴玉翎。1933年底，赴香港的Queen Mary号轮船上。
华成刚刚起步的头三年，年盈余额还没有突破100万元，这个小矮人随时都可能在英美烟公司的打击下死掉。前前后后，不少靠一两个牌子安身立命的中小卷烟公司，都在英美烟公司的削价竞争下破产，但是华成逃脱了劫难，存活下来。金鼠牌卷烟刚推出时，零售价针对性地比照同级热销的英美烟公司大英牌卷烟，每包低一个铜元，广告语大书"烟味好，价钿巧"！英美烟公司最擅长市场动态调查和情报搜集，还手也是狠招，以金鼠牌卷烟仿冒金驼牌为由，上诉法庭要求赔偿并停止生产。最后，由陈楚湘代表华成出面与英美烟公司对簿公堂，并终于胜诉，度过了"出壳"后的第一次危机。
华成的美丽牌卷烟同样受到南洋烟草公司的削价竞争。《上海烟草志》记载，当时美丽烟定价每箱为425元，南洋增出新牌"梅兰芳"以对付"美丽"，定价为440元，"除去税收、佣金、实收港币248元，每箱仅得微利8元"。继而又生产海军牌卷烟，每箱赔本40元；又出50支罐装红金龙烟，每箱成本为320元，运往广东地区，照美丽牌售价，连税毫洋475元，亏本极大，自称"只因欲打击美丽，故特别牺牲"。卷烟业竞争之残酷可见一斑。
陈楚湘有十二字常以自律，"诚无悔，恕无怨，和无仇，忍无辱"，希望以谦和退让化解商业和人际纠纷，每个字吐出来都用了咬碎牙齿的力量。我们可以猜测，华成用难以置信的速度扩张，以至于陈楚湘不要命似地工作，4年后"积劳成疾，长期休养"，大大违背他主张的"稳步前进"，原因可能是华成在强敌倾轧下没有其他选择。
南洋烟草公司给人的印象是摊子大，声势足，它的生产能力一度与英美烟公司上海卷烟厂相当，还有大小销售行3000余家--这显然是为了与英美烟公司遍及中国2000个城市的销售网络竞争。但南洋毕竟实力远不及对手，管理上似乎也存在严重问题，以致竞争中消耗巨大，亏损惨重。1928-1930年3年间，南洋巨亏575.5万元，元气大伤。从1925年到1936年11年中，南洋的利润总共只有333.1万元，平均每年30万；而规模比南洋小一个数量级的华成，同期盈余总额为1362.3万元，平均每年盈余额113.53万元。华成即使在最不景气的时期仍能赢利；它的产品质量和成本也控制得很好，在烟叶收购行家沈星德的建议下，华成逐步减少使用昂贵的美国烟叶，增加掺用国产优质烟叶的比例，降低成本却未降低卷烟品质。华成把自己的销售网集中于上海和沿海、沿江发达城市，而没有全国铺开，这些地区正好是华成广告集中投放的媒体《新闻报》的发行区域。较为集中的目标市场可能是更明智的选择，因为东部交通发达，使运输成本降低，华成高级卷烟的消费群也多半集中在这里。
《上海烟草志》、《姑丈戴耕莘先生家传》都提到戴耕莘注意工人福利，"看到工人在酷热的制烟场所大汗淋漓工作时，他特地聘请专家安装通风设备改善劳动环境"。从资料披露看，相对于英美烟公司，民族卷烟企业的劳动条件和职工权益更差。《上海烟草志》说："私营华成烟厂在雇工方面，以招收计件工和临时工为主，长工比例极小，而且随着招工人数的增加，几乎不招收长工。厂方在增添职工时，往往把男长工人数固定在一定数值内，规定必须因死亡、残废等重大事故，需要增员时，才可从短工中择优补充。因而华成烟厂从未公开招聘过长工。每年生产旺季时大量雇用计件工，淡季时就大批解雇，而且计件工采用非累进的计酬方法，不论生产多少件数，都按同一单价支付工资。"另一方面，华成职工工资较高，以1947年为例，南洋烟草公司技术工月薪54元，普通工45.08元；华成烟草公司技术工84.72元，普通工76.22元。
华成快速成长，戴耕莘和陈楚湘是以健康受损为代价的。陈楚湘在1928年因病休养后，由戴耕莘身兼董事长和总经理二职，为专心经营华成，戴耕莘关闭了父亲的利昌铁行。根据朱德祜先生的回忆，戴耕莘在改进管理、更新设备、建设厂房、规划销售网络、组建原料供应和产品包装等关联公司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似乎有无穷精力，但是"岁壬申（1932），因关节肿及心疾，进医院疗治达数月；甲戌（1934）又为心疾赴德国诊视"。也就是说，在拼命工作之下，陈楚湘31岁、戴耕莘37岁正值少壮时健康已经出问题。
老底片067#，华成高管层与香港福和烟公司大股东、经理们的合影，香港，约1930年代初。我们可以辨认出福和经理吴百镇（左1），陈楚湘的两个双胞胎弟弟（左2、3），吉时洋行买办曹庆华（左5）及夫人（左7），戴耕莘（左8）及夫人朱桂英（左12），陈楚湘（左13）及夫人（左10），香港福和烟公司业主曹冠英（左11）。香港福和烟公司是当时华成烟草公司在广东、香港的代理，陈氏兄弟都是大股东。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华成已经是当时上海31家烟厂中规模跻身三强的优秀民族企业。但是随着八一三沪战爆发，9月7日华成汇山路（今霍山路）总厂被日军炮火焚毁，损失500万元以上。战争中蒙受巨大损失的还有地处虹口区的南洋、大东等18家企业。与南洋一样，1938年3月到1941年7月，华成烟草公司先后委托德隆烟厂、瑞伦烟厂和利兴烟厂代卷金鼠牌和美丽牌卷烟。因委托生产的卷烟供不应求，1929年1月华成决定在公共租界戈登路（今江宁路）筹建新厂。到了新厂落成，太平洋战争已是炮声隆隆，整个上海不再有可以托庇安身的地方了。颐中烟公司（从英美烟公司变身而来）和南洋，或被军管，或被当作敌产查封，只有华成还在挣扎生产，年产量萎缩到三四千箱。
大约1938年，戴耕莘因胆病手术后，身体多病，总经理职务仍由陈楚湘担任。抗战胜利后，英美烟公司鉴于中国政治局势动荡，对其在华企业采取"尽量汇出资金，决不汇入分文"的方针，1946年到1948年，从中国共汇出资金459万英磅和1212万美元，在华企业生产急剧萎缩；民族企业中南洋已经式微，华成资本额排名第一，达到540亿法币，虽然产量低于福新。
解放后，1950年底资产重估，当时上海30家私营卷烟企业资产总额合计4521.73万元，除去负债，资产净值合计3956.76万元，资产净值最高的华成为1033.6万元，超过总净值的四分之一。1952年4月，颐中烟公司将其联合公司的全部资产转让给华东工业部上海烟草公司，帐面总额542亿元（旧人民币），与华成资本额差不多。
解放初期华成烟草公司股款收据，上有董事长戴耕莘、总经理陈楚湘的签名。
1954年4月16日，华成烟草公司召开董事会，一致要求实行公私合营。次年8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华成烟草公司公私合营的申请，经清产核资，公司资本总额为540万元，分为540万股，其中公股82328股，占1.53％。
朱德祜回忆，"丈居家养疴，久不见瘥。一九五五年秋，经医证实为癌症。十月二十日华成公私合营成立大会，犹力疾出席，表遂宿愿也"。1956年10月2日，戴耕莘病逝上海大华医院，尚未足61周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