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招商局
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奏请试办轮船招商局。
19世纪60年代，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由于在中国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 稳固基础而困难重重：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应不上，技术落后、人材缺乏等等。这使洋务派意识到必须是 “由富而强”，“寓强于富”。从70年代开始，洋务派“自强”兼及“求富”，在继续筹办军事工业的同时，着 手筹办交通运输、采矿、冶炼、纺织等民用工业。李鸿章为了挽回沿江沿海的航运业，抵制外轮的侵夺，委派沙船 富商、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朱其绍兄弟在上海洋泾滨永安街设局招集商股，定名为“轮船招商公司” 。
这是洋务运动中由军工企业转向兼办民用企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成立时有轮船6艘，
从事客运和漕运等项运输业务，为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开办后由于亏损严重，朱其昂被迫辞职。次年7 月，李鸿章改轮船招商公司为轮船招商局，委派上海买办商人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18 76年有轮船11艘，1877年又以222万两银子买进美商旗昌洋行的旧船16艘，及其码头、仓库等财产，
招商局初具规模。招商局总局设在上海，分局设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以及国外的横滨、 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处，资本共计420余万两，是民用企业中最有成绩的企业之一。
招商局成立后，在 艰苦、险恶的环境中与外轮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华的英国太古、怡和、美国旗昌等轮船公司，联成一气，采用大 幅度降低运费等手段想挤垮招商局。李鸿章采取筹借官款、增拨漕粮及承运官物等措施，予以回击，使招商局转亏 为盈。结果旗昌公司反遭破产，而太古、怡和等公司，不得不与招商局三次(分别为1877、1883、188 9)签订“齐价合同”：中外公司在各条航线上共同议定统一的价格，确定水脚收入和货源分配方案。这是一个双 方妥协折中的方案。但从招商局讲，却具有打破外轮垄断中国航运业的积极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国的权 利。
轮船招商局是晚清洋务运动，官督商办企业之一。
成立背景1867年在总理衙门和曾国藩的来往信件中，已到通商口岸有不少商人购买或租雇洋船而又寄名在洋商名下。这种现象使清政府不得不开放购买或租雇洋船的禁令。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商人提出由中国人自组新式轮船企业。清政府其实相当担心中国航运业会完全落入外国公司手中，以致遭粮输受制于人。因此总理衙门对当时容闳建议按西方公司章程，去筹组新式轮船企业，有相当大的戒心。总理衙门对建议批示的条件是，轮船必须为华人所有。这事一再延迟，直到李鸿章改以官督商办方式才能成事。
李鸿章《论试办轮船招商》中说：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自无庸官商合办，应仍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
结果是当时拥有政治实权的李鸿章得皇帝的许可，于1872年成立轮船招商局。
结构与运作轮船招商局最早核定资本为一百万两，1882年增至二百万两。李鸿章对轮船招商局有委任董事的权力。轮船招商局在李鸿章的保护下，除了有漕粮专利生意外，还得得到政府的贷款，兴建码头货栈所需的土地，而且所承运的货品还免徵釐金。虽然有这样优厚的条件，商人最初对官督商办的招商局十分怀疑，投资入股并不踊跃。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主要董的私人网路出售。直到1880年，情况开始转变，在上海买卖盛行。
成立之初，轮船招商局就加入与美资旗昌洋行和英资太古洋行的激烈竞争。1877年，轮船招商局收购了旗昌轮船公司的所有产业，包括船只、码头和位于上海外滩9号的办公大楼，成为规模最大的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与2家英资轮船公司—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达成协定，共同垅断中国水运。由於在制度上落後於对手，英资轮船公司不久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
轮船招商局的受任者与作为主要股东的商人一起管理公司。然而政策性的决定都掌握在由政府委任的官董手中。公众持股并未象西方一样，带来经营权和拥有权分离，反而股份制适应过来吸纳到中国生意传统中。轮船招商局为了吸引商人入股，有主要持股人直接管理公司分号的安排。1873年章程规定（第一条）：将股份较大之人公举入局作为商董，在主要港口协助商总经营业务。最初上海设商董二名，天津、汉口、香港、汕头各设一名，以後如另有别口贸易，或遇附入股份较大者，再行酌量选充。在1909年由股东选举董事会以前，股东只能极少量地参与公司事务的管理。
费维恺曾对轮船招商局的结构有非常简明的说明 ： 轮船招商局结构图
局董在年度报告中对攻讦者的反驳，也明显有中国生意传统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