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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二爷”坐镇天津福星面粉
刘氏族人撰写的族谱

庆云里2号 刘彭久旧居


雨后的早晨,记者在体院北的一个居民小区内拜访了刘彭久的孙子刘鸿林。在刘鸿林的两居室单元内,一套实木仿古家具格外引人注目。刘鸿林告诉记者,这些家具是他依着回忆,按照祖父房里的家具样式找行家定做的。做了一辈子实业的刘彭久没能给子孙们留下只字片纸,刘鸿林甚至连一张祖父的照片都没有。 
刘鸿林告诉记者,有两个谬传一定要更正过来。首先,刘彭寿没有居住过庆云里,他的房子在早年的意租界。庆云里是刘彭久晚年购买的房子,刘彭久原先住在河北区进步道,大约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刘彭久搬家到了庆云里,并一直居住到去世。其次,很多资料将刘彭久的名字写成了“刘彭九”,大概是凭着读音以讹传讹了。
刘彭久
(1884-1969)字鹤龄,天津宁河芦台人。刘彭寿二弟,在兄长的培养下,曾任奉天官银号副理、经理。后任中华懋业银行营业主任。福星面粉公司成立后,多年来担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
天津第二大面粉厂
在介绍面粉业实业家孙冰如的时候,我们提起过寿丰面粉公司在新中国成立前曾是天津最大的面粉公司,而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刘氏兄弟创建的福星面粉公司。
刘彭久的父辈开始,就在天津经营米面行业,他的父亲开设了同顺永斗店(斗店在天津粮食市场中占有重要位置,民国以前,是天津主要的粮食交易市场)。刘氏兄弟继承祖业,长子刘彭寿曾任北洋政府的河北省议会议员、吉林省财政厅厅长、天津海关监督等职,与直系军阀关系很熟;次子刘彭久曾做过吉林木税局局长,也曾在懋业银行做过营业主任,对于金融圈子也很熟悉。1919年,刘彭久由奉天兴业银行经理卸任回津,很想做点儿实业。恰好斗店的副经理张良谟(一些资料误写成“张良谋”)看到机器磨面产量高、质量好、成本低、利润大,于是提议刘氏兄弟一起投资搞一个机制面粉厂。
张良谟是面粉业的行家,精通小麦的收购,他本人还是庆长顺同记斗店的股东。在张良谟的劝说下,正想搞实业的刘彭久跃跃欲试,但一时间筹不出足够的资金。于是他请大哥刘彭寿出面帮忙,刘彭寿利用官场的关系,邀请了陈云樵、刘纪亭等人入股,凑足股本三十万元。
资金到位后,仅够购买机器和兴建厂房之用,无力购置厂地,刘彭久于是租了大伙巷沿河二大街的土地作为厂址,这里水陆运输都很方便。福星面粉公司小麦原料来源有三个渠道:一是本地斗店,如万春斗店、长顺斗店、同顺永斗店、怡和斗店和华丰裕斗店等;二是业务员直接到河北、河南、吉林产麦区采购;三是从国外进口,主要来自澳洲、加拿大、美国。生产车间安装了从国外购买的磨粉机15台,用锅炉引擎作为原动力,生产“蝠”牌面粉。1922年至1929年,面粉厂曾发生两次火灾。每次都停工一年多,生产经营颇受影响。有关资料记载,因火灾停工期间,100多职工发半薪,100多临时工被解雇。第二次火灾取得了火险赔付,后通过恒丰公司向美国购买18部磨粉机,重增购锅炉,使锅炉达到3台。上世纪三十年代,福星面粉公司生产能力有了提高,日产量达6000袋。
福星公司的“二当家”
“祖父和大爷爷年轻时都当过官,因为受不了官场的腐败和黑暗,大爷爷和祖父都辞官回津,转向了实业。再到我父亲那一辈的兄弟姐妹们,再也没有做官的。”刘鸿林还讲起了天津沦陷期间日本人逮捕张良谟、于华庭的事。“听我父亲说,日本人原本是要逮捕我祖父的,因为当时他是福星的总经理嘛。但是恰巧祖父到北平办事,日本人只好把张良谟、于华庭带走了。那一次被逮捕的还有寿丰面粉公司的经理,后来花钱疏通了,才把人放出来。我祖父算是躲过了一劫。”
刘彭久行二,朋友们都尊称他“刘二爷”。“刘二爷”的心肠好是出了名的,福星面粉厂曾经两度发生火灾,灾后停工期间,工厂发不起工钱,刘彭久就直接发白面给工人。1939年闹大水,“刘二爷”捐钱捐面,一点儿也不含糊。刘彭久与大哥刘彭寿还在家乡捐建了中学,就是如今的芦台一中前身。“祖父的为人在工人们心里都有数,所以‘文革’的时候,听说要去抄‘刘二爷’家,工人们都不去。福星面粉公司从创立到新中国成立前,大约经历了30年的发展期。对外有我大爷爷周旋,对内主要靠我祖父统筹管理,他对福星的贡献得到了各方面的赞许。”
天津沦陷期间,由于日本人强行管理,福星公司经营趋于困难。因为与日商的竞争矛盾,福星公司协理张良谟、副理于华亭被捕,被监禁几个月之后,才得以释放。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国内产麦区多为解放区,小麦收购困难,再加上美国面粉倾销,福星公司生产经营更加困难,勉强维持到天津解放前夕。1953年,福星公司在天津面粉行业第一家实行了公私合营。
晚年信佛独爱收藏
在刘鸿林记忆里,刘彭久是个高个儿、慈眉善目、好脾气的老爷子。“祖父脾气特别好,一辈子也没着过急,对人说话总是慢条斯理,慈眉善目,这大概也跟他晚年笃信佛教有关系。”刘鸿林记得,祖父除了念佛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平时喜欢写写书法,读些古籍,都是颐养性情的事。
“祖父晚年与周叔弢关系很好,受周先生影响,祖父也喜欢收藏古籍、字画。祖父对于字画有一定的鉴赏力,当然他算不上大收藏家,但我记得像周叔弢他们都曾经夸奖过祖父的眼力,祖父也很欣然。”刘鸿林记得,晚年的刘彭久在庆云里2号的旧居里布置了一间佛堂。刘彭久供奉的那些佛像都很珍贵,一部分是他自己通过各种关系收藏到的,还有一部分是朋友们特意赠送给他的。“祖父心地善良,乐善好施。同业的一些朋友因为周转不灵,凡是向他借钱的,他一般都借给。但那个动荡的年代,有些人借了钱之后却还不上了。都知道祖父信佛,这些朋友于是就各处寻找珍贵的佛像送给祖父,就算作是抵了当初的借款。”可惜的是,晚年刘彭久与老伴儿独居在庆云里,身边只有一个保姆。“文革”初期,满佛堂的佛像都被当做“四旧”处理了。
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刘鸿林常常记起祖父的话,他说:“对待穷人要好,别看不起人,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你的老师。”刘家虽然有钱,但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过着奢靡的生活。“祖父家里虽然没有天天吃窝头,但一日三餐都是家常饭菜,并不是因为家里开面粉厂就只吃白面。穿着上,祖父也没有特别的要求,干净整洁就好。”青少年时代,刘鸿林并没有感到自己的家庭有多么的与众不同,他唯一与同学们的区别大概就是每当他去看望祖父,就能得到一些零用钱。那个慈祥的老人,微笑着把一些零钱塞在他手心里的画面,一如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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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 记者 马樱健 摄影 赵建伟
本版稿件仅介绍建筑物所涉及人文内容,不作为房屋产权归属依据
摘自:天津网  http://www.tianjinwe.com/rollnews/dzb/cskb/201007/t20100715_1244518.html
关键字:刘彭久,刘鸿林,面粉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