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保晋矿务股票与保矿事件

山西保矿运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闭关自守的中国，被外国帝国主义用枪炮打开了大门，一步步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深渊。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魔爪面前，山西省煤炭首当其冲，成为英帝国主义重点掠夺的目标。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一个名叫罗沙第的意大利绅士来到中国，标榜“调查中日战后情形”，实际上却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1897年春，罗沙第返回欧洲，在伦敦组织了一个注册资金两万英镑的英意联合公司——福公司。没过多久，他摇身一变以英商福公司代表的身份，带着进行掠夺的资本和计划来到中国。?罗沙第首先跻身中国官场，他结识了清朝官吏马建忠，马建忠曾做过几年中国驻英公使馆的参赞。罗沙第在马建忠手下获得一个差使，成为马的私人助手，从而出入于中国政界。以后，罗沙第又结识了知府刘鹗和另一个叫方孝杰的人。《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在甲午战争以后，曾鼓吹借外资修筑津镇铁路，但没有成功。此时又鼓吹什么“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的卖国谬论。? 

1897年，刘鹗、方孝杰组织了一个买空卖空的“晋丰公司”，以商人名义向山西商务局请求开办山西各地煤铁等矿，一面又以商人关系，用“晋丰公司”名义向福公司借银一千万两，与福公司搞了个假合资，“共同”开采山西盂县、平定州、泽州和潞安府所属矿产。同年，刘、方二人与山西商务局总办贾景仁勾结，仍以“晋丰公司”的名义，先后帮助福公司跟山西商务局签订了《请办晋省矿务借款合同》五条和《请办晋省矿务章程》二十条。这两个条约经山西巡抚胡聘之批准并得到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的许可而执行。常言道：没有家贼引不来野鬼。刘鹗本无开矿之心，而是借中国商人借款合办矿务之名，行出卖矿权捞取私利之实，名义上是“晋丰公司”独自开办，实为转让福公司独自开办。这一出卖国家资源的勾当，理所当然地受到上层官吏中有识之士的坚决反对，在京官吏纷纷奏本，弹劾胡聘之。当时山西学界还传闻胡聘之收受福公司贿赂50万金。后来，清政府下令 罢免了胡聘之的山西巡抚一职，并将贾景仁、刘鹗革职查办，永不叙用，将有关山西矿权 的交涉事宜交由总理衙门直接主持谈判。谈判期间，福公司通过英国公使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公开宣扬“我们决不留下一块石头横在我们的路上”，“福公司一旦……把英国的旗帜挂起来了以后，就不愿把它取下来……”，并用重金贿赂清政府当事官员。昏庸腐朽的清政府，对帝国主义俯首提耳百依百顺。在中央政府的首肯下，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又订出《山西开矿制铁以运转各色矿产章程》十九条，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5月17日由光绪帝批准，5月21日由山西商务局代表曹中裕与福公司代表罗沙第在总理衙门正式签字。?这一次经清政府直接插手的这个新章程更为不平等。福公司以向山西商务局提供借款1000万元为条件，就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山西的矿产开采权与铁路修筑权。这新的“十九条”，从地域来说，除盂、平、潞、泽以外，又扩大到“平阳府以西煤铁以及他处煤油各矿”。另外，还规定福公司运来的机器可以“完纳海关正半税项，内地厘捐概不重征”，福公司可以修路、造桥、开浚河道，以利运输煤铁。同时，新的“十九条”，干脆取消了由“晋丰公司”出面的做法，而是由山西商务局“转请福公司办理”，新订章程使山西商务局无利可图，余利绝大部分被福公司攫取。山西的矿权就这样被昏庸无能的清政府拱手送给了帝国主义。胡聘之、刘鹗一伙比起清政府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连罗振玉这样的封建士大夫也不得不慨叹：福公司“凡求之晋抚不能得者至是悉得之。”?获得让与权之后，福公司的股票发行量大增，每张一英镑的股票由150万张增加到152万张，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山西股票”。?罗沙第与山西商务局在北京总理衙门签订章程之后，又将福公司转售给英国人哲美森。哲美森曾担任过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此时又当上了福公司总经理。? 

1905年春，福公司认为时机已到，就允许清廷铁路大臣盛宣怀，与铁路总公司续订了《拟设山西熔化厂并合办山西潞、泽、平、盂矿务合同》四条。续订的合同把1898年原订章程内商务局转请福公司办理的五处矿务改为：“中国愿与福公司合办以上平盂潞泽等处铁路，以及化铁需用之煤与炼焦炉。福公司应允中国合股开办，届时由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再行商议。”前一章程是福公司与山西商务局签约，并受晋抚监督，现条款竟将福公司与国家立于平等地位。更为荒谬的是，福公司反客为主，竟是“应允中国合股开办”，而清政府软弱昏庸到了如此地步，视国家主权和煤铁资源为砧上之肉，任人宰割。? 

1905年9月18日，英国驻华大使萨道义向清外务部发出照会，说山西的煤矿是福公司专办的，不准其他人开采，所有中国人开办的煤窑，一律要封闭。至此，清政府盗卖矿权之事才大白于天下，并立即遭到山西人民的全力反对。时值1905年，正是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潮流在全国各地汹涌发展之际，为维护国家主权，为保全山西矿产，山西朝野各界人士、海外留学生和晋籍京官奋起抗争。一个声势浩大的争矿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当时，山西留日学生多达万人以上，他们向山西商务局和山西巡抚电询真情，又向晋籍京官发去电文，要求他们尽力帮助山西巡抚废约，自办山西矿务。并电告外务部：“福公司禁民开新矿，侵我主权，请废约自办。”不仅如此，山西留日学生还写了长达5000余字的公开信，信中力陈失矿之痛，号召故乡人民奋起争矿，自办矿务。?公开信寄到太原的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堂本来是英帝国主义于1902年用庚子赔款的55万两白银创办的，但是山西大学堂学生在民族利益受到侵害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他们纷纷罢课抗议，发表宣言，游行示威，并推举学生代表，根据万国公法向英人交涉，弄得福公司一筹莫展。?太原学界的举动很快波及到全省各地各界，许多地方学校罢课，商会罢市，反对福公司的强盗行径。山西知识界的报纸——《晋阳公报》还登载有关争矿运动的新闻报道，推动了争矿运动的发展。在北京任职的晋籍官吏也卷入了这一场争矿运动之中，他们呈文外务部和商部，指责福公司违背原订章程规定，对福公司禁止晋民开矿一事表示强烈不满。

在各方各界的一致反对下，福公司的企图无法得逞。1905年11月，福公司总董事长哲美森专程到太原请山西巡抚张人骏发给开矿凭单，遭到拒绝。哲美森又与山西商务局两次交涉开矿事宜。11月24日，哲美森和山西商务局总办刘笃敬等人举行了两次会谈，双方争执的焦点集中在专办权上 .双方两次会谈均无成效，哲美森不辞而别。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初，山西代表主事李廷杨和举人刘懋赏赴京，在外务部与福公司总董事梁洛芝进行了两轮谈判，由外务部侍郎唐绍仪主持。谈判焦点仍在专办权上，福公司总董事梁洛芝在“专办”二字上玩弄语言游戏，用英语解释“专办”即为“专权”，“专权”又为“权”，并说山西商务局有全权，福公司亦有全权。唐绍仪对梁洛芝的诡辩予以驳斥，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在山西绅民坚定不移的争矿决心面前，福公司虽然还在不断地活动外务部，但要求却不得不逐步降低，由强求独办到同意合办，最后提出舍去原订四处，先办平定一处之要求。外务部认为福公司开办山西煤炭有约在先，“已成铁案”，现商议至此，还是发给凭单，准其开矿为好。否则，恐节外生枝，更难收场。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日本东京发生了留日学生李培仁投水自尽事件 .李培仁是山西阳高县人，于1905年冬留学日本，学习法政专业。据《第一晋话报》载，他悲于山西矿权将为外人所掠，遂于1906年10月13日蹈入东京二重桥下水池以身殉矿。日本东京警察在李培仁遗物中发现了一封绝命书，绝命书痛骂清政府盗卖山西矿权，揭发英国经济侵略的阴谋，并激励山西人民誓死争回矿权。发现这封绝命书的第二天，山西留日学生同乡会事务所又收到李培仁生前好友送来的另一封绝命书，此书详述争矿的理由和殉矿的决心，以及最后的希望。自从这两封绝命书公开宣布以后，留日学生争相传看，群情激愤。

11月4日，豫、晋、秦、陇四省留学生在东京隆重召开追悼会。参加追悼会人数突破1000， 有来自中国18个省的学生代表，以及章太炎、胡汉民等众多知名人士，挽联悼文挂满了会场。会后，留日学生同乡会将李培仁遗书及有关争矿文件刊登在内地各报，以鼓舞民众争矿斗志。?李培仁蹈海事件的发生，激发了全省人民的无比愤怒。李培仁的灵柩运回太原，在文瀛湖畔北楼再次召开了追悼会。文瀛湖四周人山人海，太原市民万人空巷前去悼祭。宣读李培仁绝命书时，听者无不涕泣落泪，山西人民争矿自办的决心由是更为坚定。?1906年的太原，1906年的中国活像一个装满了炸药的火药桶，只需有一个火星，就能炸得天翻地覆。李培仁的同学和同乡，以哀兵必胜的大无畏精神，书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战斗檄文，极大地动员了省内外的志士仁人，将争矿运动引向完全的胜利。李培仁的“绝命书”成了声讨英帝国主义的宣战书：西人谓中国矿产甲五洲，山西煤铁甲天下。我同胞何幸生于斯族于斯，拥此铁城煤海之巨富，乃以糊涂之总理衙门，媚外之山西巡抚，于光绪二十四年，私立合同，送福公司。此约一成，则为我二千万同胞买下豫约死券!?政府如放弃保护责任，晋人即可停止纳租义务。约一日不废，税一日不纳。万众一心，我晋人应有之权利也。如和平手段不足，则继以破裂，太行义士，顾无继荆卿遗风，怀匕首而愤起者乎??矿产者，命脉也。政府官吏既实行亡我矿产，则命脉断，而我同胞有必死之势。彼令我死，我岂甘让彼生?与其坐以待死，毋定先发制人!遇卖矿民贼，当破其脑，爆其身，以代天罚而快人心。炸弹乎，匕首乎，我同胞能各手一具，则矿贼虽多，不值一灭矣。?碧海可填，宇宙可塞，矿贼之仇，不共戴天也!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大义凛然的慷慨陈词使福公司感到惧怕。同时，面对福公司的威胁和清政府的高压，山西人民争矿自办的决心更为坚定。

1907年春，经晋籍京官赵国良等拟具章程，并举渠本翘为总理，王用霖为协理，呈请清政府农工商部奏准立案，一个属于山西省自己的、规模空前的民族资本煤炭企业保晋公司就此成立了。保晋公司的成立，使福公司掠取山西煤炭的企图化为泡影。此时，领导山西争矿运动的民族资产阶级也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想尽快了结此事，于是就同意了“备款赎还”这种妥协的办法。?最后经清外务部出面调停，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1月20日签订了《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议定赎回开矿制铁运转合同》十三条，山西人民用275万两白银将平定、盂县、潞安、泽州、平阳各矿产赎回自办，粉碎了英帝国主义染指山西煤矿的美梦。历时两年多争矿运动的胜利，在近代史上为中国人民保护本国资源、维护主权的爱国运动书写了最为辉煌的一页。

山西争矿运动的胜利和福公司经济侵略的受挫充分表明：煤炭已成了牵动民族感情，积聚革命力量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