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逝世于上海),字杏荪,号次沂,又号愚斋。清末的一个政治家、企业家和福利事业家。此外他有很多号如次沂、补楼及愚斋等。 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是清朝的官员,与李鸿章有交。盛是六兄弟之长。1870年(同治9年)盛被李鸿章招入其幕府,受到李的赏识,第二年就已升到知府的官级。1871年畿辅大水,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捐助衣物粮食,由盛宣怀购买并运到天津散发,这是盛宣怀第一次从事福利事业。
1872年他建议李鸿章用建造商船来提供建造兵舰的费用,被李采纳,李委任盛办理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这是盛办理轮船航运\的开始。1873年, 轮船招商局正式营业,盛宣怀担任会办,从此他开始正式成为清末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
1875年李又委盛办理湖北煤铁矿务,从此盛又开始办理矿业。
1879年盛建议李建立电报事业,李采纳之,又命盛督办,1881年盛宣怀被任命为津沪电报陆线的总办,从此进入电讯业。1882年为了阻止外国人在中国沿海建立电报网,李委任盛建立上海至广东、宁波、福州、厦门等地的电报线。
1883年盛宣怀督理天津海关,他挪用海关钱粮来资济电报事业,混淆各个部门的经费,因此受到处分,但因多方说情未被降职。
1892年起,他又开始在上海督办纺织业,开办华盛纺织总厂。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後盛宣怀一再请求自己的免职,一再不准。
1895年10月2日,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光绪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後更名为北洋大学,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办大学,也是天津大学的前身。1896年起盛宣怀开始督办铁路。1896年盛宣怀创建了上海创办南洋公学,这是交通大学的前身。
1896年,他还在上海外滩开办了中国通商银行。
他对康有为的改法是支持的,但认为康遇事太急。
1898年,盛开办萍乡煤矿,并在1908年将它与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合并成立中国第一家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1900年盛反对清朝一开始支持义和拳的做法,命令各地电报局将清廷召集拳民的诏旨扣压,只给各地总督看,他同时电告各总督让他们不要服从这个命令。在他的联系下,长江流域和苏杭的督抚们与列强签定了《东南互保条约》。从此中国地方行政体系开始与中央的命令脱离。这是军阀时代的开始,可以说盛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盛当时主张与列强议和,李鸿章入京进行和谈时请他同行,北京也宣他入京,但他觉得北京的政治太不可靠,因此推脱不肯奉诏入京。盛宣怀所管理的许多事业如电报、矿业、海关、铁路等是北京清廷的主要收入,因此北京对他奈和不得,反而褒奖他保护了长江流域的和平,加他为太子太保。
1905年盛宣怀在上海创设了中国红十字会。同年他将他手下的铁路大权让给唐绍仪,这是以唐为首的、在北洋政府初期权力巨大的交通系的开始。
1907年,盛宣怀奉召进京,次年任命为邮传部右侍郎。1910年袁世凯被免职後,盛宣怀受到重用。1911年,升为邮传部尚书,次年为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他建议将各省自己建立的铁路、邮政转为中央领导。这个措施遭到了许多地方的反对,四川、广东、湖南和湖北发生了保路运动。盛宣怀命令各地加以镇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後,盛宣怀请袁世凯出山,同时他遭到了各方的谴责,许多人责怪他的收路政策导致了动乱,盛宣怀被革职,永不再用。盛逃亡日本。
1912年秋,中华民国建立后,盛宣怀回到上海,在上海租界中继续主持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盛宣怀支持袁世凯,二次革命时他希望袁能胜利。1915年日本曾试图拉拢盛,但遭到盛的拒绝。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病逝于上海。他的葬礼极其盛大,盛宣怀大出殡轰动上海,耗资30万两白银,送葬队伍从斜桥弄(吴江路)一直排到外滩,为此租界当局专门安排了交通管制。
办大事做高官的盛宣怀
晚清继胡雪岩之后另一个富可敌国的富商巨贾就是盛宣怀了。如果说二人有哪点不同,最明显的地方莫过于胡成了失败者,而盛自始至终都是个成功的商人。他几乎总揽了关系中国经济命脉的多家洋务企业,以至于当时声名卓著的绅商和全国性慈善活动家经元善称盛宣怀为“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的盛宣怀办洋务 30余年,电报、轮船、矿利、银行皆运行于其掌中,几乎独揽东南利权。尽管他的家产在民国年间清理时,不如胡雪岩的多,但其造就的伟业,远远超过了胡雪岩。
李鸿章曾说盛宣怀的野心是“办大事”、“作高官”。但盛宣怀在科举之路上却屡屡受挫。同治五年(1866年) ,盛宣怀与二弟一起回江苏武进县应童子试。次年,祖父去世,盛宣怀乡试落第,算是个不大不小的打击。尽管后来投入李鸿章幕府不久,即以议叙主事改候选直隶州,从军才一年多即保升知府,升道员,赏二品顶戴,但是盛宣怀总为自己的功名之事担忧。
1872年8月,盛宣怀乡试又名落孙山。1876年8月,匆匆秋试,又未考中,盛宣怀从此绝意科场。
命运似乎总是在跟盛宣怀开玩笑。尽管屡试不中,盛宣怀做大事得高官,一件也没有落下:1870年入围剿回民义军的李鸿章门下,任行营内文案兼营务处会办等职。不久,跟随李鸿章从事洋务。此后,在李鸿章的关照下,盛宣怀可谓步步得“发”。从1872年被委为会办,参加创办轮船招商局(总局在上海,他曾一度离开),1885年(光绪十一年)升任该局督办。之后,除1902年~1908年一段时期外,他始终控制该局,并为大股东。历任官职包括:湖北开采煤铁督办;电报总局总办;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督办;天津河间兵备道;天津海关道;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津海关道兼津海关监督;以督办身分接办张之洞创办的官办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总理,并为公司大股东;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创办中国通商银行;授工部左侍郎、会办商约大臣;授邮传部右侍郎;授邮传部尚书,旋改称邮传部大臣;轮船招商局副董事长、汉冶萍公司董事长。
除了做官,盛宣怀更大的贡献在于其首创精神。有学者统计,盛宣怀是当之无愧的近代“第一人”,他创办的“第一 ”包括:第一家民用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家电讯企业——中国天津电报总局;第一家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山东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第一批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和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第一条南北交通大动脉——卢汉干线铁路;第一家近代股份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并第一个被授权代国家发行纸币;第一个正规的高等师范学堂 ——南洋公学开办的师范院;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
观其一生,可以说:无盛宣怀,就无洋务运动后期的成就。
责任之一:富民与分洋商之利
令国家致富而不是个人致富,是盛宣怀的终极目的。如果不是这个动力,盛宣怀也就是一守财奴而已。恰恰是立志高远,使他能够利用国家资源为国谋利。为国谋利之事就是洋务运动“富国”之事,致富是洋务运动后期阶段的主要目标。而坚持商办或者至少官督商办,才能真正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用当代的语汇,那就是要“按经济规律办事”。
盛宣怀并不具有多少经济学常识,但是,凭借其在晚清官场奋斗的经历和过人的悟性,他明白了如果纯粹由官僚办企业或者官僚管理企业,其效率必然低下,无法与外商竞争。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帮助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时,他便坚持了商办为主(即扶持民用工业企业)的目标。这在当时简直是个了不起的认识和举措。
中国第一个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是盛宣怀参与创办的。同治十一年三月(1872年4月),他即遵奉李鸿章“面谕,拟上《轮船章程》”,草拟了“委任宜专”、“商本宜充”、“公司宜立”、“轮船宜先后分领”、“租价宜酬定”、“海运宜分与装运”等六条纲领,奠定了创办轮船招商局的基础。其主要目的是来自“筹国计必先顾商情”的认识。所谓“试办之初必先为商人设身处地”,富民才能强国。这是“官商一体”而实现“双赢”的高明策略。
在洋商的渗透和垄断下,中国民族经济面临着极大的危机。极力推动中国民用工业企业的发展,夺回民族经济发展的主导权,是盛宣怀和当时洋务活动家的共识。其宗旨是“致富”和“分洋商之利”。
盛宣怀深感自身的责任重大,他以极大的勇气承担这份责任:“今人于古人尚不甘相让,何夷狄之智足多哉。”从筹办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通商银行)到维护中国电线铺设的权利,无不反映了盛宣怀匹夫有责的理念。
中国境内最早的银行是英国创办的。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英国的丽如银行首先在香港设立分行,同年又在广州建立它的机构。1848年,该行在上海正式开办了“东方银行分行”。此后诸如花旗、汇丰等世界有名的银行逐渐在中国建立分支机构。这些外国银行垄断中国的金融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盛宣怀对于李鸿章想和洋人合办银行的想法始终不满意。当他听说英国人赫德打算在上海设立一家中英银行时,便对李鸿章说:“银行是商务的枢纽,哪有我们开关互市,眼巴巴看着外国人聚敛财富,而自己什么也不做的道理!”
1896年11月,盛宣怀大胆地向清政府提请开设完全由中国商贾集资的股份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总部设在上海。实际上,这个银行的英文名为TheImperialBankOfChina,即中华帝国银行之意。作为一家私企,清政府给了它印制和发行钞票的权力,可见其地位之重要。
盛宣怀作为官方的代表,把利益的基础建立在国家和商人双赢的考虑之上,承担了一个亦商亦官者应有的责任。为财而不为财,为官而不为官,可谓盛宣怀对当代人的深刻启示。
责任之二:“留东南三大帅
以救社稷苍生”
1900年的夏天,八国联军与清廷在北方打得热闹,南方却照做生意。此种局面的出现,是晚清对外关系和国内复杂政治斗争的特殊现象。
表面看来,北方的朝廷是要为国家利益奋力做最后的决算。但是,这种不顾一切的举措令南方各督抚颇感棘手。面对即将发生的对八国的战争,南方督抚们(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预测到可能发生的破坏性后果,即他们苦心经营的洋务运动会毁于一旦,他们决定联合起来,实行“东南互保”,集体抗旨!
6月27日,就在清廷对各国宣战后的第六天,张之洞、刘坤一派上海道余联沅同各国驻上海领事会商,规定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各国商民、教士、产业由督抚保护;各国兵轮水手不可登岸等等。刘、张对各国领事保证,不管此后北方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仍按所议办理,断不更易”。
“东南互保”的策划,虽然英国也有此意,但是从中国方面而言,实际就是盛宣怀。李鸿章虽然极力推动这个方案,但是他并没有参加最后与洋人订立的互相保护章程。
盛宣怀在给张之洞、刘坤一等的急电中,建议他们“电饬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对于局势的判断,盛宣怀曾劝说张之洞:“北事不久必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
“东南互保”的实际效果是避免了半壁江山的兵祸,暂时获得了南方的安定局面,在随后与八国的谈判中,具有了一定的筹码。但是,“东南互保”的举措,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来看,无疑都超越了地方督抚的权限,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毕竟,外交大权不属于地方。而且,此举也暴露了中国权力的分裂。
不过,从后来收拾局面的情况看,盛宣怀和东南督抚们的理智行为,实际上也符合朝廷冷静下来后的真实意思。比如,当山西巡抚毓贤密报盛宣怀拍发的关于“东南互保”的电报后,慈禧只批了“知道了”三个字。
1901年,慈禧对荣禄说,今日看来,盛宣怀是不可少之人。而当李鸿章在京谈判和约病死前,致信盛宣怀时说“ 时危事棘,岂余衰暮所能堪,此中补救,惟执事是赖”后,盛宣怀也倍感疲惫,并因李鸿章之死而病倒。他是极力推动李鸿章在辛丑谈判中维护中国权利的。
盛宣怀作为当时负责谈判的商务会办大臣,致电李鸿章,申明切不可对俄国让步,如割“东三省”,英、法、德、日将纷起效尤,劝李鸿章“列邦以恶名加之于俄,中外复以庇俄之名加于中堂,后世论者谁能曲谅乎?”
不久,慈禧懿旨:宗人府府丞盛宣怀赞襄和议,保护东南地方,著赏加太子太保衔。可以说最终给盛宣怀正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