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多森(1867～1919)字荫庭，
安徽寿州人。其父曾任江苏记名道、南京洋务局总办。家资臣富。1885年中秀才，继办贡生，捐候补同知。1898年2月在上海创办国内第一家华商面粉厂——阜丰面粉 公司，任总经理。其兄孙多鑫任协理。1901年升候补道，任上海电报局帮办。1905年与聂之 台等筹建上海商务总会，任会董事兼副会长。翌年去天津，接替病故的孙多鑫，与周学熙共 同经营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矿务公司，任两公司协理。1908年又兼北京自来水公司协理。次年任直隶工艺总局总办兼直隶出品协会协理。翌年任直隶劝业道，不久遭弹劾，遂辞职，仍任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矿务局公司协理。1911年12月清廷内阁和议代表去上海议和。翌年奉派任安徽实业司司长，旋被免职。同年9月，任北洋政府国家银行事务所会办，旋应邀筹办中国银行，任筹备主任。1913年4月被任命为中国银行总裁。同年6月被解职，奉袁世凯命任 安徽省都督兼民政长，因皖革命党人抵制而离院。不久又奉命任赴日本实业调查专使。回国后在北京发起组织中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任总裁。1914年任参政院参政、全国农工银行筹 备处筹备员。是年又与周学熙创办通惠实业特种公司，任临时总裁。翌年筹办中孚银行，任总经理，相继在北京、汉口、上海设分行。1918年银行开办国外汇兑，为我国第一家特许经营外汇的商业银行。病故于天津。著有《直隶实业汇编》。
孙多森对于银行制度上的创始性建设，是他这个中国银行初创期的总裁留给中银的最大遗产。
晚清“高干”子弟中的实干家
晚清政府的高官中，其子弟能够在实业界有所作为的，实属不多。其中比较著名的，首推李鸿章的终身幕僚、两江总督周馥的子孙—周学熙、周学辉、周叔、周志俊、周今觉等等。他们三代人前仆后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实业集团，在北洋时期颇能呼风唤雨；其次大概要数我们寿州孙氏家族了，出了孙传樾、孙多鑫、孙多森、孙多钰、孙多炎、孙元方、孙豫方、孙煜方、孙晋方等企业家，亦形成了有实力的家族集团。周家的实业领袖是周学熙，孙家的首领则是孙多森（是我的堂房伯父）。他们有着得天独厚的政治背景，原本是吃穿不愁的公子哥儿，但他们没有学晚清“八旗子弟”的样子，而是选择了一条艰苦的实业之路。
孙家的祖老太爷孙家鼐，是咸丰九年的状元、光绪帝师，也是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创办人。他这一辈人中兄弟五个，都是读书人，出了一个状元、三个进士、一个举人，所以安徽寿州有副对联讲孙家：“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按说这样一个书香门弟，后代中应出大学问家才是，然而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使孙家子弟大都走向了实业。这其中与孙多森的母亲李太夫人大有关系。所谓李太夫人，是李鸿章的侄女（即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的二小姐），受李鸿章办洋务的影响，思想颇为开放，她不主张子孙后代走科举的老路，而要他们学洋文，办洋务。她曾教育孙多鑫、孙多森兄弟：“当今欧风东渐，欲求子弟不坠家声、重振家业，必须攻习洋文，以求洞晓世界大势，否则断难与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孙多森及其兄孙多鑫，按照其母的指点，在其父孙传樾去世之后，发奋创业，先去扬州，向姑夫何维键（著名盐商、扬州何园的主人）借了盐票办盐；有了资金积累后就到上海办厂（他们于1897年创办的阜丰面粉厂是中国第一家机制面粉厂），大获成功，声名远播，从而引起孙家的亲戚、在北方主办实业的周学熙的重视（孙称周为姻丈），并向袁世凯推荐，进入北洋实业界，在中国银行创办之初，主掌了一段中国银行的业务。
他在北洋时曾担任直隶全省工艺总局总办、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局协理，创办和参与创办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实体，如中国实业公司、通惠实业公司、北京自来水公司、河南通丰面粉厂、山东通盖精盐厂等，是周学熙的重要臂膀。他办银行，一是参与创办了中国银行；二是创办了孙氏家族的中孚银行。
乱世中出任中行第一任总裁
中国银行总行1912年8月在北京正式成立，孙多森于当年12月至1913年6月，出任第一任总裁（初任命时叫管理，几个月后根据《中国银行章程》改称总裁。在其之前由吴鼎昌任监督，主持行务）。他在位虽然只有短短半年时间，但那是个民国初建，南北对峙、政治形势非常紧张，财政上捉襟见肘，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万事开头难的时期。孙多森凭自己的胆识和智慧，办了几件有深远意义的事情。
其实在他出任总裁之前，就已经参与了中行的事务，主要是如何处理大清银行中的商股的问题。中国银行的前身是晚清政府的大清银行。然而大清银行并不是完全的国家资本，而是有一半的民间资本（即商股）。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大清银行自然随之垮台。作为其中的官股部分由民国政府接收没有问题，而其中的商股怎么办？新生的民国政权起初并不知道还有500万商股问题，于是引起大清银行股东们的巨大恐慌。那时孙氏家族的亲戚中，有许多人是大清银行的股东，大家手里捏着大把的股票，心里非常着急，眼看有一夜间变成废纸的危险。这时候股东们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选出代表去南京，向孙中山先生呈文，要求新生的民国政府体恤民情，不要将大清银行没收，而建议改组为中国银行，只将原有的官股改收，保留商股，使当年的股东继为民国时期的股东，于国于民都有利。
商股们推出的代表中，就有一位是孙多森的表侄，即扬州何园的第三代、何维维的孙子何世模。何世模是日本留学生，在日本时期听过中山先生的讲演，对其极为钦佩，也有过一面之交。他到南京时，正是南京政府为筹军饷一筹莫展的时候，因国民革命军为对付袁世凯的武装，在长江一线集结了大批部队，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而民国政府刚刚建立，根基未稳，银行、税收机构等财政金融机构尚未就绪，致使军饷无着，每天来陆军部催讨军饷的人有数十拨，急得陆军总长黄兴寝食俱废，乃至于吐血，孙中山先生也不得不亲自设法借款……在这种情况下，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的请求很快就被批准了，作为中国银行上海行很快就开业了。可是孙中山先生这个临时大总统仅当了一个多月就辞职了，由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还好袁世凯并不推翻前账，仍旧批准了“改组”计划。但是新上任的财政总长熊希龄不肯买“商股”们的账，他要把商股的股本，全部转换成存款存入中行，使中行变成全官股的国家银行。这样一来，不仅商股股东们一下子都变成了存户，而且中国银行几乎变成了一个无股本的银行，因为原先的500万元官股已经耗尽，全靠500万元商股支撑。如今商股变成了存款，那中国银行岂不成了无资本之银行？一个无本银行还会有什么社会信誉？这不仅不会成为国家银行，而且其生存都会成为问题。熊希龄的决定顿时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当时孙多森正在北京（辛亥革命时他曾作为清廷内阁的代表，随总代表唐绍仪参加上海议和，会后回到北方），他坚决支持了商股们的立场，多次为商股代表何世模出谋划策，并向北京的实权人物传递信息，施加影响。在参议院会上内定将由周学熙继熊希龄之后任新财长时，他又抓住时机，积极向周学熙申明利害，促其抛弃熊财长的决定，而回到原先孙中山先生的决定上来。待周正式上任时，商股联合会旧议重提，周学熙遂作出了“如有股东不愿改换存单，仍愿改换中国银行股票者，亦听其便”的决定，终于使这一中行初建时的巨大矛盾得以理顺。
1912年9月，财政总长周学熙于财政部内设立了国家银行事务所，派金邦平为总办、任命孙多森为会办。这一决定，可能是周学熙与吴鼎昌的矛盾所引起的。因周看不惯吴，吴也看不起周，周设立国家银行事年所，客观上是对吴的箝制。吴一气之下辞职不干了，周正中下怀，于当年12月呈准袁世凯，将孙多森任命为中国银行管理（四个月后按《章程》改称总裁）。
除旧布新，从制度上防止重大失误
孙多森上任后，鉴于中国银行不仅在用人上大多沿用大清银行的旧人，制度上也大多沿用旧式的管理方法，遂提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将原有的3处分行增加到19处；派范季美和朱筱康专程前往日本考察银行业务和组织制度；主张以在政界有声望的官员担任各省分行的负责人，以熟悉现代银行业务的人及留学生担任副职，这样既可以利用官僚的势力和威望招徕资本，又可以利用有现代意识的青年人负责银行的具体事务。又派员去各省调查商情；筹备高等银行学堂，从山西票号和徽州钱业挑选30余人前来进修现代银行业务，为银行的长远发展培养了人才……
关于总行内部机构的设置，中国银行开始时只有营业、文书、发行三局，另设秘书2人。孙多森上任后参照日本银行的制度，将三局扩大为国库、出纳、营业、发行、证券、计算、检查、文书共8个局。为了防止工作人员营私舞弊和工作差错，他特聘请了两位外国人担任稽核员和司账员，直接向他本人负责。这个稽核员的职位就是后来的总稽核的雏形。对于稽核工作的高度重视，后来形成了中国银行内部机构设置上的一大特点。总稽核的地位仅次于总裁、副总裁，有权检查业务上的任何环节和漏洞，这对保证银行的正常发展，防止出现重大失误，维护银行的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孙多森还主持修订了《中国银行条例》30条，是由民国财政部公布的第一个中国银行条例。该条例第一条即规定，中国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条规定资本总额6000万元，计分60万股，每股银圆100元，政府先行认垫30万股，其余一半的为商股，由国民认购，从而又规定了成立股东总会，以及从股东中产生的监事等等。这些措施，无疑都从法律上维护了银行的健康发展。
做官险些送命，从此弃官从商
可是袁世凯当政的北洋初期，实在是个天下大乱的年头，财政的极度困乏仍是当国的第一头痛大事，财政部长换了一任又一任，公债发行了一批又一批，外债也一借再借，民心已丧尽。作为国家银行的中国银行，日子自然也难过极了。况且袁世凯为了对付南方的革命势力，大搞军备，一再令孙多森为之筹办军饷，还抛出“善后大借款”，又派出刺客谋杀了革命党人宋教仁，致使国内形势更加动荡。孙多森自知这个“金融盘子”危机四伏，无心久留，在1913年5月周学熙辞去财政总长职务后，也于6月份辞去了中国银行总裁职务。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袁世凯与南方国民党人的矛盾终于激化，竟一下子下令罢免了国民党籍的三个都督（广东胡汉民、江西李烈钧、安徽柏文蔚），又以“皖人治皖”的名义，叫孙多森去填安徽都督的“空”，并兼民政长，又授予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及文宪章，以示宠络。孙多森久在北方，对南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并未深入了解，于政坛事务远不及办实业来得得心应手，于是糊里糊涂上了老袁的贼船，还差点儿送了命。
他受任后只带了三位秘书（机要秘书方焕经、文秘顾震福、庶务于从龙）和四个随从，共8个人轻装赴安庆就任。巧的是原先的安徽都督柏文蔚也是安徽寿县人，并且在孙家还担任过西席（孙家孙多枚的家塾老师），柏文蔚碍于情面，与之和为贵，交待了职守。但是其他国民党人大为不服，在孙多森上任后的第七天，就爆发了兵变。12月14日，国民党人李烈钧、黄兴、陈其美等分别在江西、南京、上海发动反袁斗争，15日，安徽驻军胡万泰（旅长）在安庆发兵响应，鼓动安徽公民会及省议会要求孙多森辞都督职（仍保留民政长），拥柏文蔚复任都督兼临淮关总司令。16日，都督府被围，孙多森急电袁世凯及陆军部，请求调派第八师即日拔营前来救援，并电请安徽军阀倪嗣冲出任皖北司令。然而，远水救不了近火，安徽已是国民党人的天下，胡万泰还是率兵打入了都督府，囚禁了孙多森及其随从，并扬言要把他们处死，以向袁世凯示威。后来由柏文蔚出面调解，以孙之来皖“上命差遣，概不由己”，说“孙多森并无实力，杀之无足轻重，如果放了他，还能取信于天下”等等，终于幸免遇难。
最后由柏文蔚派出楚豫号炮艇，送他们到南京。而安徽方面另由国民党人孙孟戟接任都督。孙孟戟亦是孙氏家族的人，是孙多森的族弟。袁世凯鞭长莫及，未表同意，亦未公开反对，反正孙多森决不能再干了，也就算承认了既成事实。
孙多森回到北京后再也不愿过问政事，不久即赴日本考察实业，数月才归，此后就一心一意地办实业，通惠实业公司、中国实业公司等均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为了使这些公司在资金上得到保障，1916年他又创办了中孚银行。
创办孙氏家族的中孚银行
孙多森从1896年筹办阜丰面粉厂到1916年，创办了许多企业，但几乎每个企业都遇到了资金短缺的困扰，因当时的银行业远远不能适应民族工业发展的需要，放款的数额少而且范围狭窄，利息又非常高。孙多森意识到银行的至关重要，为使自己的企业能“活络”起来，在周学熙的支持下，于1916年11月创办了中孚银行。他自任总经理，他在中国银行时的老搭档聂其炜（上海道聂缉的儿子、曾国藩的外孙）任协理，卞白眉任总稽核。总管理处初设在北京，总行设在上海，另在天津等处开设分行。后来发现总行和总管理处分在二处极不方便，于是把两者归到天津北马路（即解放后天津中国银行的行址），后来又迁到万商云集的上海。
中孚银行为股份制的商业银行，初定资本100万元，后来增至200万元。最初的60万官股是从通惠公司拨来的，其余商股都由孙多森凭他在实业界的影响，陆续招来，其中大多数是孙家和周家的亲戚，以及北洋官僚的亲戚朋友。后来随着情况的发展，中孚银行的股权几乎全被孙家人买去了。聂其炜与孙多森一度合作不愉快，一气之下一走了之，致使银行实权全被孙家人掌握，所以中孚银行初为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后来实际上成了孙氏家族的家族银行，为上海阜丰面粉厂、新乡通丰面粉厂、山东济丰面粉厂、哈尔滨滨丰面粉厂调度资金。这一方面反映了孙多森强烈的家族利益观念，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官场的厌倦和失望。
中孚银行虽为商业银行，但经营的业务非常宽，有国内汇兑及押汇、国外汇兑及押汇、抵押放款、存款、私人保险箱、贴现、代募各种债券、货币交换、买卖生金银。其中代办国外汇兑业务（通过美国花旗银行、运通银行和日本帝国银行代办），在国内属首创，是第一家特许经营外汇的商业银行，足可知中孚的实力。
由于中孚银行的创立，孙氏家族中出现了一批银行业人员，如孙元方、孙仲立、孙锡三、孙蔼仁、孙观方等，我就业后也从事银行工作。中孚银行虽然后来遇到过几次大的危机，由于有阜丰面粉厂等经济实体作后盾，又有孙氏家族内部的合力，一直维持到全国解放，公私合营后逐步归入国家工商银行。
孙多森1917年6月再次被北洋政府任命为中国银行总裁，但因张勋复辟，动局动荡，未去就职，后来即被免去，两年后病逝于天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