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1820-1879）榜名振宗，字幼丹、翰宇，福建侯官(今福州市区)人。
沈家祖居河南，南宋时迁居到浙江，雍正年间沈氏家族中的一支继续南迁至福建侯官。1820年，沈家出生了一个小男孩，父亲为之取名葆桢，号幼丹。特殊的家族历史造就了沈葆桢独特的内在性格，既有北方平原的宽广雄厚，有具南方山水的柔情与灵性，刚柔并济的个性奠定了他日后在仕途中的成就。
幼丹的父亲沈廷枫是一位教书先生，靠每个月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姓》等启蒙读本，教授的过程并非按书诵读而是常常讲解原因。口，母亲林惠芳娴熟勤快，不但终日替别人做女红补贴家用，而且还负责了沈葆桢童年时代的教育。她的教子方法独特、直接而有效，首先克服小幼丹的一些缺点，然后再教习《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本，教授的过程并非按书诵读而是常常讲解原因。
沈葆桢有一个大名鼎鼎的舅舅——林则徐，他对沈葆桢的少年时代乃至一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沈葆桢是林则徐阁楼上书房的常客，在这里，他览阅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作，在与舅舅的交谈中也开始对“洋务”二字产生了最处的了解。他也经常把自己从书中得到的想法告诉舅舅，在一次谈话中，他表达了对兴办洋务的看法。“当今舅舅和魏源先生都倡导西学，以图国强民富。开矿、办厂必能富民，铸炮、造舰亦可强国。然而朝堂之上，因循守旧之人居多，有谁支持兴办洋务？何况开办洋务花费巨大，如今白银外流，官员中饱私囊，朝廷已是入不敷出，银从何来？”外甥的一番言论让林则徐颇为惊讶，没想到小小年纪会有如此见地，从此他对这个小外甥有了更高的期望。
1836年，16岁的沈葆桢考取秀才，1840年，沈葆桢和老师林昌彝同榜考中举人，这年沈葆桢刚好20岁。当他还沉浸在获取功名的喜悦中时，英国远征军已抵达广州，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不久，担任两广总督的舅舅林则徐被朝廷革职查办。对国家战事的关心和对舅舅命运的担心成了沈葆桢内心活动的主旋律。
这年在双方父母的主持下沈葆桢和小他一岁的表妹林普晴完婚。（林普晴，林则徐的次女，十岁时和沈葆桢订婚。）1841年，沈葆桢赴京赶考，落第。三年后，沈葆桢与父亲沈廷枫一同上京赴秋闱，父子二人都没能考中，父亲发誓永不再考科举，回乡继续教书。沈葆桢，年富力强，决心背水一战，再苦读三年，再试。1847年，沈葆桢终于如愿以偿，考取了进士第36名，与他同榜的李鸿章位居34名。和其他的新科进士一样，沈葆桢被安排到了翰林院，任庶吉士（从七品）。在翰林院的几年闲职上，沈葆桢最大的收获就是读书学习，在思想和能力上又有了提高。几年后，在京官考核中，沈葆桢以“一等”的身份擢升都察院，1854年补江南道监察御史，一年后调贵州道监察御史。
时值太平天国运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起义不断，“平乱”是统治者最关心的事，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已不再重要，只要他能为朝廷效力，能作战立功。监察御史的地位和职责显得微不足道了。
“平乱”
1856年，朝廷擢升沈葆桢为杭州知府，然而沈葆桢以祖上曾在杭州居住，杭州亲戚过多为由推辞而改任地处偏远的江西广信（今江西上饶）知府。这时候，太平军已两次攻打江西，占领了8府50多县，清廷只剩南昌、饶州、广信、赣州、南安五郡，整个江西的局势岌岌可危。
1856年8月，江西太平军将领杨辅清率万余人向清军发起了进攻，连克泸溪、贵溪、弋阳，进逼广信城。当时，沈葆桢正陪同工部右侍郎廉兆伦外出征办军粮、军饷。广信城里的400守军，闻弋阳失守，纷纷遁逃。城里只剩下知县、参将、千总和知府夫人林普晴，他们组织百姓紧逼城门，誓死坚守。在危急关头，林普晴显示了将门名臣之女的风范和气节，一边鼓舞百姓，一边派人向林则徐以前的部下，驻扎在浙江玉山的提督饶廷选求援。第二天沈葆桢赶回了广信，不久援兵也至。在同饶廷选商议之后，采取了攻其不备，袭扰辎重的战术，七战七捷，打退了杨辅清的进攻。经此一役，沈葆桢扬名官场。
1857年，升任江西广饶九南道，三月，石达开攻打广信，沈葆桢、饶廷选率守军顽强抵抗，激战数日，石达开败走浙江。1859年，沈葆桢以父母多病，请求离职回家探望。已经整整15年没有回家了，家乡的日子带给他的不仅是快乐和回忆，更是难得的清闲和松弛。
1861年，在曾国藩的保荐下，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同时，李鸿章和左宗棠也因曾国藩的推荐分别升迁江苏巡抚和浙江巡抚。此时，湘军已攻克安庆，天京已危在旦夕，太平军的败局已定。江西的太平军已被驱赶出境，此时江西已经成了后方，主要任务是保持稳定和防御太平军残部窜入。1864年，天京失陷，幼王洪天贵福和玕王洪仁玕流窜进入江西，在石城兵败被俘，沈葆桢将二人就地处以死刑。沈葆桢因俘获幼王和玕王有功，被授世袭一等轻车都尉并赏头品顶戴。
清除了太平天国的势力后，恢复和发展战时被破坏的农业生产成了江南各省的头等大事。清政府实施“业归原主”维护地主阶级的土地政策，许多地主在战时逃离家乡，土地被农民所占有，回来后一下子又剥夺了农民耕种了十几年的土地。许多豪强与官员勾结，乘机抢占农民的土地，罗织勾结太平军的罪名，没收其产业。刚经历了战乱的百姓又处在了水深火热之中。沈葆桢为官清廉，远见卓识，他洞察到了豪绅们的意图，强调对于抢占农民土地的乡绅严惩不贷，保护农民的原有财产，鼓励发展生产。为了警示全省的豪强恶吏，他在一起官逼死民的案件中判处了恶吏绞刑，威慑了四方豪绅。除此之外，他还取消了许多地方上征收的苛捐杂税，让百姓修养生息，并妥善处理了法国教堂被毁事件，协调了各方利益。
船政
1865年，沈母去世，沈葆桢离官回乡丁忧。1866年春，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行辕设在福州。8月，清廷批准了左宗棠关于设轮船制造局的奏折，决定在马尾江的三岐山下建设船政局，即以后的福州船政局。10月，左宗棠因陕西回民起义，调任陕甘总督，行前力荐丁忧在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接手船政，并亲自到宫巷请沈葆桢出山。然而，左宗棠两次探望沈葆桢时都被沈以“重孝在身”推诿了。左宗棠也知道沈葆桢有许多难处，忙又奏请朝廷给沈葆桢有专事奏折权，“凡船政奏折无需经过巡抚衙门，仍由沈葆桢会臣领衔”。左宗棠第三次到宫巷，亲口对沈葆桢说：“朝廷已特命总理船政，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其经费一切会商将军、督抚，随时调遣，责成署蕃司周开锡不得稍有延误。”沈荷桢点头首肯。于是沈葆桢服期未满，只得出任“马尾船政大臣”。
左宗棠离任时为何选沈葆桢接替自己的职务呢？他自己曾说：“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悉。此唯沈公而已。” 坚持不懈、勤勤恳恳是沈葆桢一直被同僚所称赞的品德，这是其一；沈葆桢爱好读书，涉猎广泛也是出了名的，在他幼年的时候就从舅舅林则徐身上得到了一些关于洋务的了解，在江西巡抚任上妥善的处理了法国传教士与当地居民的纠纷，在和洋人打交道中有一定的能力，这是其二；其三，沈葆桢是本地人，在当地办洋务会得到群众的更多支持，遇到的阻力小。
1866年12月，福建船政局破土动工，次年7月，沈葆桢正式赴任船政大臣。一上任他就发现要胜任这一职位，所需要调动的知识和能量远远超过了他昔日的想象，许多东西都要从零学起。在办船政局的同时，他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开办了求是堂艺局（船政学堂），招募学生学习近代科学、造船和舰船知识，学制5年。次年正月，又创办艺圃，学制5年，培养监工人才。艺圃为中国最早的技工学校。正月29日，管轮学堂创办，培养轮机管理人才。船政局在沈葆桢主持管理下，招聘外籍技术人员、招考水手，向国外购买机器和木材等原料，工厂建设初具规模，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1869年，福州船政局自制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准备下水。法国监工达士博和法国领事巴士栋都坚持要法国人来引港，百般要挟，但沈葆桢皆不为所折。他说，“引港是中囯政府的主权，这个权不能让给外国政府。”由于他的坚持，才保住马尾的“港口权”。随着马尾船厂的投产，19世纪70年代，清廷命令沈葆桢开始组建南洋和福建船政两支水师。
为了解决造船所需的原料，沈葆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矿、办厂、冶铁炼钢，实现了自给。重型厂矿的开办是实现近代化和建设近代国防的基础，在这方面沈葆桢有着清醒的认识。
在船政大臣任上，沈葆桢发现了中国要实现近代化所面临的一系列制度上的弊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教育制度上，中国千年来都是以文为主，学的都是子曰诗云，对近代物理、数学等科学丝毫不了解。要实现国防近代化就必须拥有近代化的人才，要拥有近代人才就必须改革教育制度，增加物理、数学等近代科学的基础学科。这一改革要求触犯了整个文人和官员阶层的利益，重新确立了官员应有的基础品质，为文人通过科举攫取官位增加了难度。因此朝廷坚决地否决了沈葆桢的建议。
同样，沈葆桢改革财政制度的想法也没有得以实践。依靠一套中世纪式的、中央与地方职权不明确的、充斥着贪污腐败的财政税收制度，不可能支撑起耗资巨大的近代国防工业。中央政府没有专门办海军的经费，只好靠各省协济。各省都成见很深，不愿合作。在中央要求各省协助的时候，各省务求其少；认定了以后，又不能按期拨款，总要延期打折扣。其次当时皇家用钱漫无限制，而且公私不分，以致后来海军军费被皇室挪用。福州船政局从建立起，一直就面临着资金的困难。晚年的沈葆桢把他的大部分精力花到了筹款上，依靠他的声望和官职只能暂时有效。
沈葆桢与台湾
1874年，由于日寇侵略台湾，派兵占台南琅硚、牡丹等地，清廷委任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督办台湾军务，并兼理各国通商事务。沈葆桢到了台湾，积极加强战备，坚守城池，不久就迫使日寇知难而退，“遵约撤兵”。
沈葆桢守住台湾后，立即着手进一步的开发，实施了开禁、开府、开路、开矿四大措施。
开禁
清政府对台湾有两条禁令：一是严禁内地人(主要指福建沿海地区居民)偷渡台湾；二是严禁已居留在台湾的人民“私入番区”，即漂洋到南洋各国去。这两条禁令严重阻碍了台湾发展。为此，沈葆桢上书朝廷，请准予开禁。
后来清政府依照沈葆桢的奏折办理，解除了禁令，从此福建沿海的人力、物力、生产技术源源不断地流向台湾。如果说郑成功收复台湾带动了福建沿海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移居台湾，那么沈葆桢促使清政府解除禁令，则引发了福建沿海人民第二次大规模移居台湾。
从此以后，台湾的人口大量增加，台湾和大陆可以自由通商、通航，带来了台湾经济的一次飞跃。没有大陆同胞，根本就不可能有台湾经济的繁荣。
开府
台湾原是福建一个府，府治设在台南。但当时台北的广大地区，都尚未建立政权机构。台南的政府对台北广大地区鞭长莫及。
沈葆桢为了加强对台北地区的开发，向清廷奏请另设一个“台北府”。在台北府的管辖下，新设置了淡水、新竹、宜兰三个县治。这样便加强了对台湾事务的掌控。
同时，沈葆桢还奏请将福建的巡抚(省政府)移驻台湾：一年之间，春冬驻台，夏秋回省。也就是说，福建的巡抚，一年之中要有一半的时间移到台湾去办公。这样一来，台湾与福建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后来台北成为全台湾的政治经济中心，这和沈葆桢的“开府”措施是分不开的。
开路
要发展台湾经济，必须开山开路。过去台湾经济的开发，都限于沿海平原地区。而台湾内地，仍有大片原住民聚居地未开垦，交通不便。要发展这些地区，首先就要“开山开路”。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沈葆桢在《至陆存斋观察》信中说:“防倭易而开山难，开山则南路难而北路尤难，愈进而需兵愈多。番社愈僻则愈愚而愈毒，经费滋钜，恩威而窒矣。”而当时开山开路时，往往“进一步则需筑一堡，驻一哨。”
由此可见，沈葆桢对台湾，不但在防倭方面功绩很大，而且对台湾的交通发展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关于在台湾开山的艰巨程度，又在他的《北路中路开山情形折》中写得更为详尽。当年如果没有沉葆桢带领大陆同胞，尤其是大批的福建移民，在台湾开山开路，打下交通的基础，那么台湾也不会有今日的繁荣。
开矿
台湾的矿物资源非常丰富，据近代的调查，全省共有八十多种矿物，尤以煤矿为多。早在沈葆桢去台之前就已有开采。旧制度规定，台煤的出口和进口，都征同样的税率，这不利于矿产的开发。沈葆桢治理台湾时，减轻了对台煤出口的税收，从而鼓励了台湾煤矿的开采，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沈葆桢非常熟悉台湾的实际情况，他认为煤矿是当时台湾经济的基石，必须优先发展。在《台煤减税片》中，他说：“垦田之利微，不若煤矿之利钜，垦田之利缓，不若煤矿之利速，全台之利以煤矿为始基，而煤矿之利又以畅销为出路。”而要畅销，又必须减税。所以他最后请求清政府准予台湾的煤矿减免出口税收。
沈葆桢对台湾的治理开发，在台湾的发展史上写下了伟大的一页。连横评述道:“析疆增吏，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顾不伟欤!”
左宗棠三顾沈葆桢
清同治五年（1866年）春，太后懿旨，升左宗棠为闽浙总督，设行辕于福州。6月25日，左宗棠上摺奏请在福州设局制造轮船。蒙太后恩准，8月29日决定在“马尾江之三岐山下，鸠工庀材，创立兴办”。于是朝廷加委左宗棠为“饮差马尾船政大臣”，命福建巡抚以下官员，一体协理船政。但不久陕西回民起义。10月14日，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行前力荐丁忧在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接手船政，并亲自到宫巷请沈葆桢出山。沈葆桢只是推诿说“重孝在身”，不肯赴职。
左宗棠到宫巷两次，都不奏效，知道沈葆桢有许多难处，忙又奏请朝廷给沈葆桢有专事奏折权，“凡船政奏折无需经过巡抚衙门，仍由沈葆桢会臣领衔”。左宗棠第三次到宫巷，亲口对沈葆桢说：“朝廷已特命总理船政，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其经费一切会商将军、督抚，随时调遣，责成署蕃司周开锡不得稍有延误。”沈荷桢点头首肯。第二年二月初一朝廷谕旨沈葆桢“先行接办”，“不准固辞”。于是沈葆桢服期未满，只得出任“马尾船政大臣”。左宗棠大喜说：“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悉。此唯沈公而已。”
评价
1874年，沈葆桢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次年会同李鸿章奏请派船政学堂优秀学生出国留学，1879年12月，病逝在江宁任上，享年60岁。派遣优秀学员出国留学是他晚年对近代中国的又一重大贡献。这些出国深造的人员不乏严复、詹天佑之辈，他们后来成了近代中国各个领域的专家，对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巨大的作用。
回顾沈葆桢一身，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清政廉明，忧国忧民，几乎具备了一个好官应该有的所有品质。江西任职上他靠镇压太平军而明显官场，虽然从革命的角度看，有所非议，但作为一个封建官员尽忠职守是最重要的。让他真正留名青史被后人称颂的是兴办船政，发展近代工业。正如前面所说，他的一生受林则徐影响颇大，他自己也曾说，“我今天深邃的洞察力，练达的为人处世都是从舅父那儿学得的。”他继承了林则徐许多优秀的品格，也部分的实现了他的夙愿——“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毫无疑问沈葆桢是做到了，但却未能制得了夷。在他去世四年后，即1884年，法国远东舰队开入闽江口，炮轰马尾船厂，并击毁了福建船政水师十多艘战舰，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十几年后，清朝洋务运动的最大军事产物——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标志着这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沈葆桢对自己死后所发生的一切应该早就有所预料，少年时代就看出了兴办洋务遇到的极大阻力的他难道看不出自己是在做个人不能为而为之的事。在船政大臣的任上，他更清楚了国家制度对于洋务运动成败的重要性，一套落后的封建社会的制度更本不能发展好近代军工业和国防。因而他奏请改革教育和财政的弊端，以适应近代化国防的需要，然而统治者丝毫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他的万年忙碌的最多就是筹集造舰所需的经费，船政事务举步维艰，过多的操劳使得他60岁就离开了人世。
船政事务和近代海军的建设耗费了他晚年所有的精力，福建水师在他去世四年后全军覆灭，对他是莫大的打击，庆幸的是这时他已不在了，不用承受这天大的痛苦。就算他当时还健在也挽救不了这支当时中国最大的舰队，一根独木岂能撑起将要倒塌的大厦，没有亲眼看见自己的毕生心血付诸东流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幸运。
大事年表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三十年(1850年)，授编修；
咸丰四年(1854年)，改江南道监察御史；翌年，任江西九江知府；咸丰六年(1856年)，调署广信(今上饶市)知府，与太平军作战，升任广饶九南兵备道和吉南赣宁兵备道；
咸丰十一年(1861年)，调赴曾国藩安庆大营办理军务；
同治元年(1862年)，由曾国藩保奏，升江西巡抚，兼办广信粮台。妥善处理南昌法国教堂被拆毁案件，当地绅民感其恩德；
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急行军五昼夜，俘洪仁玕、洪仁政、黄文金等，并在石城荒谷搜获洪天贵福(洪秀全之子)，受到清廷重赏。
同治五年(1866年)，经闽浙总督左宗棠推荐，授总理船政大臣；次年六月，正式主办福建船政，遇到种种阻挠。经葆祯与左宗棠上疏力争，船政业务得到发展。葆桢不顾英人反对，聘请法人日意格、德克碑为船政正、副监督。葆桢重视学习外国科学技术，培养中国自己的科技人才。葆桢设船政前学堂，培育造船人才，设船政后学堂，造就航海驾驶人才，在招生上采用英、法海军学校的规章制度，参用中国的考试方法，入学前通过三场考试，严格挑选，教学则采取“教习包教，学生包学”的办法，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效率。葆桢主政期间，福建船政制造“万年清”等15艘船舰，并为国家造就一大批科技人才和海军骨干。
同治十三年(1874年)五月，日本政府以琉球船民在台湾遇害为借口，派兵在台湾社寮港登陆，占据琅王乔，建都督府。清廷任葆桢为钦差大臣，率师入台。葆桢决定以“理谕”、“设防、“开禁”作为处理原则，调兵驻守各处，建筑炮台，铺设海底电线，沟通闽台军务，又抽调淮军到台。日本探知葆桢加强战备，不敢轻举妄动，转而要求抚恤琉球遇害人员家属及赔偿军费。清廷答应其要求，日军才退出台湾。葆桢加强台湾的行政管理，将福建巡抚移居台湾；增设台北府，置淡水、新竹、宜兰三县，在琅峤增设恒春县；分南北两路开山辟道，招徕内地人民开发山区；宣布编户口、禁仇杀、立总目、垦荒地、设番塾(学校)等七条约法；引进西洋机器，开采台北煤矿；建郑成功祠，发扬民族正气；修筑城垣，增强防御力量。
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受命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奉命处理“皖南教案”。以“罪无所归”折服洋人，妥善结案。任内修河堤、行海运、筹积谷、拔罂粟、减税收、整盐务、禁厚殓、修炮台、固防务、平冤案、选贤能。终因积劳成疾，病卒于督署。清廷追赠太子太保，谥“文肃”，设专祠(在今福州市政府大院内)以祀。
主要著作
著有《居官圭臬》、《沈文肃公政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