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证交所理事长李祥瑞对此的解释是:“当时翻译成‘securities’,也符合我们股票少、债券多的实际。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时，上市交易的只有8个股票即老八股；其他31个交易品种为各类债券：即89年保值公债3种，87至91年国库券4种，工行债券6种，交行债券1种，中行债券2种，建行债券1种，还有上海石化、氯碱化工等企业债券14种。但另一个顾虑是，不想按国际上通用的那样写‘share’或‘stock’,怕上报审批时引来麻烦，这也说明我们多么小心翼翼。”（转引自笔者对龚浩成的采访记录）
其实中国的证券市场不仅孕育和诞生是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进程一起萌发，就是整个证券市场早期的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争论，也和改革开放一样曲曲折折、起起伏伏。(右图：浦东上海证券交易所新大楼内所标的英文翻译。摄影：陆钧)
改革中的争论，比如公有制为主的坚持、私有化的担心、姓“社”还是姓“资”、计划还是市场、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中国究竟是否应该明确“改革是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雇工是否合法、股份制究竟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也能用……
在股份制和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其实至今还遗留着当时争论的痕迹：股份制是不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股份制是不是私有制？试行股份制是不是公有制的倒退？发行股票是否应该让国有股流动？证券市场红利和股息是否属于剥削？买卖股票赢取差价是否属于投机赌博？
可以这么说，中国证券市场的所有制度安排和路径选择，都带有意识形态争论的浓重痕迹；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每一步，都受到意识形态争论的巨大影响。
在股份制试点阶段，无论是实际工作者还是理论研究者，都只能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经典著作中寻找理论根据，列举股份制的多种好处，甚而至于找出“股份制发展的趋势是消灭私有制”这样理论根据。这才得以用马列主义的学说论证“股份制是促进社会经济，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良好形式”（参见《组建股份制企业的政策与实务》，金志主编，知识出版社（上海）1993年版，第62-66页。），减小对股份制的责难，为证券市场的孕育和诞生创造适宜的外部环境。当时上海体改办、社科院等都编辑了不同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论股份制的小册子，这些集子最后都由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等部门编辑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股份经济》一书，由经济管理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右图：浦东上海证券交易所新大楼外所标的英文翻译。摄影：陆钧)
深圳证交所在筹备初期也曾因此几次更改名称。1990年5月，王健和禹国刚以及曾柯林等人赴京，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汇报深圳证交所筹备进展情况。接待他们的是时任人民银行总行金管司司长金建栋。他在听取了汇报后说：“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太敏感。依我看，名字暂叫深圳证券市场好，可以立即开展工作。”王健、禹国刚问他：“这和菜市场、肉市场有什么区别？”金建栋回答：“你不懂，先用这个名，以后成功了可以更名嘛！”
王健、禹国刚等才恍然大悟，还是金司长有策略。于是，从北京回来后，深圳筹备小组所有的筹建资料上都“改名换姓”，统一使用“深圳证券市场”这一名称。之后不久，又将名称改为“深圳证券交易中心”，既不使用“市场”这两个字，也不敢让证券交易所的“所”字公开露面。最终，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交所开始试运行之前，才又还原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正名上。
图4：深圳证券交易中心交易员培训留影，汪景刚摄。
在这样强大的意识形态压力之下，所有的改革都很难从原有的体制下取得进展，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在80年代中期形成的共识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从体制最薄弱的地方寻求突破。正因为如此，股份制改革最终找到的突破口就是计划体制外的、处于中国经济体制边缘的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企业。所以在90年代以前发行股份的企业大多数是集体和乡村企业，上海和深圳两个交易所开业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上市交易的企业，绝大多数都不是国有经济体制内的企业。（上海的老8股中除了浙江凤凰和电真空以外，都是集体和乡镇企业改制过来的；深圳的老5股中则只有万科和原野属于民营和中外合资企业改制过来的。）这就形成了日后长期困扰市场的诸如上市公司质量差、公司治理不规范等历史遗留问题。
到1988年，尽管中央最高层已经用邓小平向纽约证交所主席范尔霖赠送小飞乐股票的行动肯定了股份制改革的正当性、尽管中央政府已经在中南海听取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起草的《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汇报、全国各地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发行了各种形式的股票、股份制改革已经在部分省市开始试点，国库券的流通已经在民间形成一种很专业的产业链……但是在“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引发的政治争议迅速扩大化到经济领域，以及政府所面临的“双轨制”带来的经济纷乱、“价格闯关”引起的社会不稳定等背景因素的影响之下，对于中国证券市场创设的初期研究以及在体制内、在中央层面上的实际推进很快就因“目前条件尚不具备”而被搁置。（1988年11月9日有关《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的汇报会最后形成的共识是：从总体上看，建立证券交易所，目前条件尚不具备，但从今后改革发展趋势来看，这是必然的。详见张劲夫《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由来》，《百年潮》2001年第2期。）这也就差一点在襁褓中窒息了证券市场诞生的可能性。
也正因如此，为避免私有化的意识形态罪名，我国证券市场在制度设计和上市股份结构安排中，一开始就回避了国有股和法人股流通的问题，为避免国有股和法人股流通带来国有和集体资产流失以及私有化的罪名，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开始就只能保持国有股和法人股存量锁定、而仅仅允许对公众募集的增量个人股进行市场流通，从而伏下了十几年以后有关股权分置的是是非非。
转折发生在1992年。
邓小平南巡，对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争议下了一个暂停的定论。(见下图：邓小平南巡讲话)
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的另一段话，后来长期被证券业奉为护身法宝：“证券、证券市场，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374页）。
直到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要不要市场经济的争论就此基本停歇。
不过，是放开还是关闭，这把达摩克利斯剑却仍旧随着证券市场指数的起起伏伏而晃晃悠悠地始终悬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头上。
直到200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才确认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产权的问题，还提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有力、扭转顺畅”的产权制度，真正地在理论上解决产权的问题，而且明确提出建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非公有企业共同组建股份制企业，同时明确了公司制、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时，才真正为证券市场正了名，把“关闭”这两个字从股民的心中抹去、把证券市场头上高悬了10多年的达摩克利斯剑真正收起来了。
